如果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这就意味着，品格证据、案件发展过程等情节，都可以用于判定被害人说的内容是否真实，从而增强办案法官认定事实的“内心确信”，帮助他排除“合理怀疑”。' f. A' v% @2 b7 w2 ^2 W W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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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的判决中可以看到，除两名被害人的陈述之外，并无其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强奸事实。但是，二被害人多次陈述的内容较为稳定，且对部分细节的表述非亲身经历不可能得知，符合被害人的年龄、智力水平及认知能力。结合她们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地位等因素，可以排除诬告陷害的可能。. m2 C( T$ ?( q. {4 e" F! t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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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判决意见，就是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的直接体现。9 b: c) o. U) N9 u2 e7 l7 u n
/ C; V! Q L. ?2 g* q3 m/ L以往我们面对证明难题，如果不能用技术去发现更多的证据，就必须接受无法证明的结局。但是，面对特殊案件的特殊证据构造，证据法可以给出新的路径，那就是主客观结合：在客观上，聚焦分析被害人陈述的细节判断真假；在主观上，赋予法官更多的心证自由度，让法官去排除合理怀疑。客观印证只是必要条件，只有加上主观心证，才构成定罪的充分条件。 : |4 C, _# f7 Z, ^2 b. X. Z3 `5 }1 M: N$ `& [1 G' }5 S
这种证明方式的转变，带来了补诉的成功，这是正义的实现，也是本案中被害人——被侵害的“羔羊的胜利”。0 `3 x3 L+ n2 w) t. G* U
! V2 K( V. O& `/ L' O记得媒体报道此案时提到，“据音乐教室里的学生透露，他们曾听到墙那头传来女孩们无声的哭喊。”这些残障学生，她们面对罪恶、面对侵犯的时候，犹如羔羊一样无助。她们的哭喊都是无声的，甚至要在多年以后被听到，甚至听到之后都不能被采信，着实令人心痛。 " E, d" q1 B( N8 h: a8 t }9 ]$ X, a6 j% G' g4 a当然，正义的取得并不以牺牲程序、侵犯被告人权利为代价；此类案件的处理，仍要把握“排除合理怀疑”这一重要标准。何谓“合理”，需要在个案中谨慎裁量。智力障碍受害人的陈述能力 $ F2 d% b5 k! b t 4 S0 [8 z! w+ Q; g4 o4 y2 {本案中的强奸被害人有两名：一位是视力障碍，但她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正常；而另一位存在中度智力障碍，经法院评定为无性防卫能力，无作证能力。 " x7 y! _9 P4 Z7 ^2 E" j# X1 }& I+ n5 \3 ^/ m
被告人对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的理由也正是这个：既然无作证能力，怎么可以作证呢？ S2 V/ z) x+ q7 e5 [: ?, S" G
+ }- b1 K8 S& O+ l- b! j* Z那么，我们也要回答这些问题：被害人能理解她说的话吗？她能理解别人对她做的事么？她能提供被害人陈述么？法官又能不能采信呢？ ! Z# @9 z2 ^2 k# y" _: z' [5 D' s) @# f' h. u- R* U$ w
域外许多国家把有智力障碍的证人（含被害人）称为脆弱证人，作证予以一定条件的容许。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于生理上或精神上有缺陷的证人是否具备作证的能力，实践中大都是通过经验进行判断的。就像如何对待年幼的证人，法律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最低年龄作为审查标准。5岁还是1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