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西南宁的林女士,用过去三年的时间与一个有关她的网络谣言斗争,茫茫人海中她不仅亲自找到了造谣者,把他告上了法庭,历经一审二审,获得了胜诉。但对林女士而言,官司虽取胜,但一则谣言足以改变她的人生。
三年时间
因一则谣言改变人生
回看过去这三年的经历,林女士觉得,谣言的威力是慢慢显现出来的。这一切,始于2022年7月1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信息骚扰。
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有个东西要发给我看看,他说姐姐你的个人信息跟照片被别人发在推特上了。
事发当天,林女士第一次报了警。据她回忆,当时警方表示,由于信息发在外网,很难核查到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谣言随即发酵 并非只是恶作剧
一开始林女士觉得这个谣言只是一个恶作剧,可随着谣言的发酵,林女士逐渐意识到这绝非一件小事,虽然这些不实信息发布在外网,但很快,她就感受到了来自身边的变化。2022年7月30日,事发13天,林女士收到了来自公司的处罚通报:由于她的私人生活在外网引起较大舆论,影响到公司形象,公司决定对林女士罚款5000元,以兹警告。
波及家庭和孩子
受害者有罪论的观点,让林女士感到心寒,与此同时,这则谣言对她的伤害犹如投湖的石子,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已经从工作波及她的家庭和孩子。
林女士彻夜失眠,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人的脾气也开始变差,幼儿园老师也跑来问她,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因为她的孩子原本很开朗,最近却变得沉默。
谣言不断扩散 曾经的生活被彻底改变
他就突然问我说哪一天你有没有空,我们约个下午时间,我说可以,然后那天下午他把酒店地址跟房号发给我了,我说你姓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姓黄,我就打了这个酒店电话过去,确保他入住了。
与造谣者进行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
黄某要在网上公开向林女士道歉,
向林女士的家人和工作单位进行解释工作,
并赔偿林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元。
可是等了两天,黄某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2023年7月12日,因黄某没有履行调解协议义务,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对黄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处罚。
始终未获得道歉及赔偿
将造谣者告上法庭
遭遇家庭变故,让林女士感到伤心自责,虽然造谣者已经被行政处罚,但林女士并没有获得道歉和赔偿,想到当初在派出所签订的那份协议书上写着:“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林女士决定将造谣者告上法庭。2023年9月25日,林女士向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之前在派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基本一致。
构成刑事犯罪,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如说点击或者是浏览量要突破5000次,或者是说转发量要达到500次以上。还有一个是受害者或者是他的亲属自杀或者自残等严重的后果,在本案当中是没有这种严重后果的,所以还没有达到刑事自诉的标准。
一审判决: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20万元
案件一审宣判 被告提起上诉
2024年5月,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黄某不服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黄某提出的一个上诉理由,让林女士无法接受。
被告称与原告是恋人关系
照片并非偷拍
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原判
当事人未获赔偿
网络暴力,“按键伤人”绝非小事,近年来,司法机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陆续出台司法解释、指导意见,开展“净网”行动,一系列的举措都在传递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的魄力和决心。那么,在司法实践层面,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空间?听听法学专家的观点。
回看林女士维权过程,她凭借个人力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造谣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寻求司法机关救济的途径和方式呢?
郭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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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算是普通的治安案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时候她有权利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之后,因为被害人是处在公安机关的管辖权限之内,所以应当立案,在立案之后就应当积极主动地采取法律规定的,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去查清行为人的身份,并且查清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有专家指出,这一起案件中,由于造谣者是在外网发布的林女士个人信息,并通过微博私信、微信等非公开的方式进行传播,也的确给核查取证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
我们现在也要求平台去给当事人提供比较便捷的取证方式,但是如果是通过私信的方式,平台的确因为隐私保护的问题,没有办法全面地去进行取证。如果是在外网传播,不管是当事人自己还是我们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对外网传播行为的追溯上,相应的权限也是受到限制的。
专家建议:应在各环节建立更完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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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可能会成为需要法律强力介入的一个重点治理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可能就有必要接受专项的培训,来培养打击网络暴力方面的敏感性,如果是针对一个女性进行性话题方面的炒作予以侮辱攻击,对她的侵害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是非常值得司法机关予以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将它上升到优先重要性级别的事件去处理。
惩治网络谣言 完善维权路径
林女士的遭遇,撕开了网络谣言吞噬人性的残酷真相:从职场声誉的崩塌,到家庭关系的破碎,再到精神世界濒临崩溃。这起案件体现出跨境平台取证困难以及谣言扩散的隐蔽性,也给网络谣言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还需有更加完善的措施。而在实践层面,也需不断完善维权路径,让司法救济跑在伤害蔓延之前,让“寻找造谣者”转化成由法律、技术与社会共识共同构建的社会性支持,以此守护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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