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万元”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家庭的支柱猝然倒塌的无声回响，也是两个被意外卷入困境的家庭之间的沉重喘息。
从工伤认定制度的刚性条款，到双方自愿签署的一纸协议；从家属在极度悲痛中的茫然与被动，到经营者在经济与道德之间的无奈抉择，报道所呈现的，是法律、人情、现实与生存之间那片模糊而真切的地带。我们看见了一个勤恳劳动者未被看见的疲惫，也看见了一个微小经营体在风险面前的脆弱。
当我们探讨一纸协议是否“公允”时，或许更应看到，在“一次性了结”的协议之外，如何构建更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让劳动者获得更有尊严的防护，让意外不再轻易压垮一个家庭。
我们无意评判，只愿呈现。愿逝者安息，也愿生者能在沉重的现实里，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与支撑。
李凡燕没能像往常那样等到丈夫郑峰下班后的视频通话，23时许，他发来语音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今天不视频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交流，次日6时左右，李凡燕接到弟弟的电话，说“叫不醒他郑峰在山西忻州的一家饭店从事厨师工作二十余年，十几天前，他在同为厨师的朋友介绍下一起前往A饭店工作，约定月薪一万元，春节期间工资按双倍计算。2月15日正值除夕前夜，因担心春节期间旅客太多，郑峰便于当日7时许提前到岗、开始工作。
饭店老板张平名下共有A、B两家饭店，相距一公里，其中B饭店的租房合同将于3月初到期，于是张平打算在关闭B饭店后继续经营新开的A饭店。这期间郑峰与介绍人朋友分别在A、B饭店当厨师，做早中晚三餐，晚上工作结束后都在B饭店休息。
郑峰在A饭店工作的第11天凌晨5时许，原本应该已起床洗漱的他被发现已没有呼吸。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斐然告诉九派新闻，厨师加班后下班回家，半夜睡觉死亡，一般不能直接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如情况属于已下班、已睡觉，半夜突然死亡，恐怕无法认定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除非尸检认定，死亡直接由过度劳累、工作强度诱发，无其他明显自身疾病史或排除自身疾病主导，才有认定的可能性。他进一步解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强调，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影响劳动关系认定。
还注意到，郑峰妻子与饭店老板方签署的《一次性补偿协议书》第四条写明：“乙方承诺：收到上述款项后，此事一次性彻底了结，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不再申请劳动仲裁、诉讼、信访、投诉等。”
林斐然指出，家属与单位自愿签字、内容不违法、无欺诈胁迫，则协议有效、双方必须遵守。除非中间存在欺诈、胁迫等情节则可撤销。目前无法确定死亡原因的情况下，该笔费用无法以工亡赔偿衡量，以双方意思自洽为主。
【1】妻子称丈夫从不抱怨工作
在李凡燕心里，丈夫郑峰是一个吃苦耐劳、兢兢业业、不会抱怨工作的人。那段时间，他们只在郑峰每晚工作结束后视频通话、聊聊天，“有时候太忙快零点才打通”。他很少向她透露工作的辛苦，原本也未告诉她工作与住宿是分别在两家不同的饭店，是在她追问后才解释，“每天早上六七点炸油条、做早餐，一直到九十点，又从午饭时间做到下午两三点，每天都是下午两点多吃午饭，吃完接着备料，四五点继续做晚饭，晚上十点多干完。A饭店是新开的，没有住宿，每晚还要回有住宿的B饭店休息。”
李凡燕曾劝郑峰，一个人在后厨这么累能否让老板雇个配菜员，但他只说，B饭店的房屋租期正月十五就到了，到期后他与介绍人朋友就能一起在A饭店工作，“这十几天肯定不雇人，撑一撑就过去了”。
她告诉”25日中午，大女儿和二儿子还去A饭店看望郑峰，当时他还有几桌客人的菜没做，给他们倒了水后就回去炒菜，“他的胳膊还因炸鱼被油烫了个疤”。后来，她发现丈夫每天早上定的闹钟是凌晨4时38分。
26日6时左右，李凡燕接到弟弟的电话说“他一直叫不醒，老板联系不上你，快过来看看”，她连忙说“赶快打120救救他，我在路上”，对面人声嘈杂，她没能听明白回应便挂断了。
她赶至A饭店时，郑峰的哥哥、姐夫及李凡燕的弟弟已经在现场，120急救人员已离开。当地派出所的警察给她看了心电图照片，“心电图是直的，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并称现场没有他杀痕迹、窗户完好，是自然死亡。“当时我一下子就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摸了摸他，明明脖颈还有温度，面容没变、手也是软的。”她说，自己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一心只觉得他还活着，想着他会不会过几个小时、过两天就会醒来。
李凡燕想到郑峰在这份工作前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那段日子他能吃能睡，“每天帮我做饭、取快递、接送孩子，身体可好了，以前没生过什么病，也没说过身上哪里疼，只是爱打呼，怎么一下子就没了”。
郑峰休息的房间在B饭店2楼，那天李凡燕就一直在他身旁守着，直至天黑。楼下的人们围绕这场意外和赔偿僵持不下，其间曾把她叫下来询问意见。她说：“我想到他年纪轻轻就这样去世，想到三个孩子，头一次我说要160万元，对方没有同意，只愿意给5万安葬费。”
几小时后，郑峰及李凡燕的亲属与饭店老板方商议完后，拿出两份“一次性补偿协议书”，上面写着“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6万元，包含：丧葬补助、抚恤金、人道主义补助、交通费等一切费用”
回家后儿女给她念了协议书的内容，她觉得自己太傻，怨自己当时不清醒，没有问清楚事情的经过。后来，她还咨询过律师，想验尸查清死因，但丈夫在逝世的第七天已出殡下葬。
对她来说，郑峰不仅是家里的顶梁柱、全家的收入来源，更是她的依靠和支柱。他离世后，李凡燕的时间好像永远地静止了，生活没了希望，她也没了心气。
“我没有工作，之前就在家接送孩子上学、操持家务。从他去世那天起，我看这个世界都是黑白的，没洗过脸、没洗过头，也没做过一顿饭，家里乱成一团，孩子几天也没去上学，在家就吃方便面。”她说。
【2】饭店老板：曾发现他吃药，我准备在家务农
“他确实是一个好员工，人很老实、做事认真，那段时间都没能好好过年，给我们帮忙、干这干那，真的不容易。对于这个员工的去世，我们心里也非常难过。”饭店老板赵飞说。原来的B饭店在胡同里，位置不好，生意也不好，新开业的A饭店虽然位置还可以，但门面太小，被两边更大的门面压着，平时客人并不多。赵飞回忆起那段时间郑峰的工作日常，早上5时许从B饭店步行20分钟到A饭店，6时许他开始做早餐，两个小时后就很少有客人，他们也随意吃点早餐歇息会。店内有一位大姐负责洗菜、备菜和配菜，郑峰只负责炒菜。因此歇至中午12时左右他开始做午餐，约两小时后客人渐少，大家便一起吃员工餐、休息，到18时左右视客流情况开始做晚餐，并于22时结束工作，回B饭店休息。
“这家饭店只有早上生意还行，中午卖个一两桌饭，之后基本都是歇着，晚上也没什么客人，有时一天的营业额不到一千元。另一家饭店的生意也不好，不需要他去那边帮忙。如果真的那么累或是身体不舒服，他可以请假，我们不可能逼着他工作。”他说。
赵飞表示，目前B饭店的房租到期已闭店，由于A饭店生意不好，加之这场意外，刚开业的A饭店也已停业，除郑峰的补偿款外，他还赔了房东十几万元。“如果生意好的话我们肯定还会继续开，不可能赔钱，但事实是没有生意可做。”
事发前一天他并未发现郑峰有什么异常情况，26日5时许，平常已下楼的郑峰还没起来，他打电话没能接通，去楼上敲门也没人应，便进房间查看情况，发现叫不醒、人不动，立即打了120急救电话。
无法解锁郑峰的手机，赵飞只得辗转通过与他相熟的厨师尝试联络其亲属。十几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为郑峰做了心电图，但显示没有心跳，“他们说可能去世一个小时了，已经无法抢救”，他只好拨打110报警电话，让派出所警察来取证，“他们来检查了房间，没有发现煤气泄漏等问题，还拍照留存了，最后认为是自然死亡”。
赵飞透露，警察在郑峰的房间内找到不少护肝、除湿气的药物。雇佣前他曾问过郑峰身体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或其他疾病，当时郑峰回答没有，只是湿气重。
他告诉，A饭店紧挨着厨房有一个房间供员工休息，没事时郑峰会去房间休息或做些自己的事。“他这个人爱打瞌睡，平时站在那身体还会晃一下，看上去像打瞌睡的样子。”
赵飞的妻子张平欢也表示，那段时间曾看到过郑峰吃治疗肝脏方面疾病的药，当时问他有没有别的病，他回复说没有，她还建议他晚上就在A饭店住，但郑峰拒绝了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我相信他肯定第一时间也是着急想抢救我们，不可能觉得与他无关，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他确实是在我们这工作的时候去世，我们脱不了关系，我们就得认。”她说，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正常雇用了一个员工，他在睡觉时离世，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位上，不属于工伤，补偿给他家人的钱，是对他最起码的一种尊重。
赵飞告诉九派新闻，事发当天，他和警察都建议郑峰的妻子及亲属给郑峰做剖尸鉴定、查清死因，但他们不同意。双方商议及签订协议时，警察及当地执法队均在场，“协议内容他们看过，相当于见证一下，最后还去派出所签了谅解书，警察问他们有没有异议，他们都说没有，这才结的案”。
张平欢向九派新闻坦言，事后他们曾想开家小宾馆继续做生意，但赔了郑峰亲属及房东三十多万元，多年积蓄已所剩无几。此事也传遍了当地，外人对他们指指点点，想雇佣人也雇不到，“他们都说我们店死了个大厨，宁愿退钱也不干，怕我们找麻烦”，想出去找工作也被人排斥。
“我们真的很困难，上有老下有小，但现在没法抬头做人，也不敢出去见人，只能在家种地。这几天每天窝在家里，我的身体也不好，心里特别憋屈，每天都睡不着觉。”她说。
（本文当事人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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