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国外讨好观众国内讨好上头 - 传播网-传播网门户网站（www.icbw.com.cn） - 传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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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起，《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以下简称《舌尖2》）开播，不同于第一季，这次播出是以周播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舌尖2》共分为《脚步》、《心传》、《时节》、《家常》、《秘境》、《相逢》、《三餐》和拍摄花絮8集。和上一季不同的是，首集《舌尖2》更偏重于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让不少观众觉得耳目一新。

　　《舌尖2》总导演陈晓卿强调，国外所有的优秀纪录片，比如《人类星球》、《非洲》、《我们的故事》等，都是采用周播模式，这也让《舌尖2》有了信心来做尝试。同时，他也表示不会效仿周播电视剧给纪录片设置悬念，“最重要的还是在纪录片本身内在的品质。”

　　4月14日，在《舌尖2》的首映发布会上，陈晓卿和主创团队一齐上台畅谈他们在拍摄过程中的心得，也是在首映礼当天，陈晓卿接受了媒体专访。

　　羊晚：您认为目前中国纪录片的水准，在世界上是什么位置？

　　陈晓卿：我们在谈论纪录片时，常常混淆两个概念：作者纪录片和媒体纪录片。媒体纪录片更看重观众和市场，会在故事叙述构建以及节奏把握上，迁就观众的视听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作者纪录片则更强调独立的价值判断以及人文的立场表达，制作人更强调社会责任感和认知价值。

　　在作者纪录片方面，中国有很多导演在国际上获奖，做得非常优秀。比如《乡村里的中国》、《请投我一票》，都是很好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媒体纪录片的发展，与这个不匹配。这个差距，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都有，但最主要的还在理念。简单地说，外国的纪录片就是给观众看的，所有的制作、拍摄都以观众为主，而中国的纪录片往往是给上头看的。

　　《舌尖上的中国》只能算是媒体纪录片，说实在的，就是讨好观众的纪录片类型，观众爱看啥就拍啥。爱吃，就寻遍美食让你解馋。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中国和国际上的差距还非常大。不能说这两种哪种更好，一个是制片产业的发展，一个是艺术的存在，我个人来说更喜欢作者纪录片。

　　羊晚：《舌尖2》是如何选材的？之前说只拍50元以下的食物？

　　陈晓卿：要符合几个条件，首先是健康，比如我喜欢卤煮火烧，但绝对不会放进“舌尖”里拍，因为从健康的角度它不合适。第二不装，现在有些菜假装有文化，配点唐诗宋词，这是文化不自信才会这么做菜，好的厨师不需要这样做，把菜做好吃了就行，不会特别注重形式上的东西。第三，相对是日常的，更多人能够吃到的东西。第四，要解馋。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选择的食物要注重。至于“50块钱”这个说法，只能说是开玩笑的说法，是我交友不慎，被人这么“报复性”地写了出来。总的来说，我们拍的食物是日常的、充满自信的，也是用心做的。也有很多商家找上门来，说你拍我，我给你什么样的好处，但我可以保证，《舌尖1》、《舌尖2》都没有任何商业元素。

　　羊晚：您认为《舌尖上的中国》能够这么火的原因是什么？

　　陈晓卿：这有非常多的原因，一是大环境改变了，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了，这是最主要的。第二是央视对“纪录片”的扶植，2011年央视成立了纪录片频道，纪录片从创作到播出，都有了保证。《舌尖上的中国》这个片子，我们从2002年、2003年就开始往上报，上边一直答复题材好，但没钱开拍。等到纪录片频道成立了，钱不是问题了，终于可以拍了。第三个原因，是团队经验、职业精神，或者说，是用国际化的手段讲故事的方法。

　　羊晚：您一直在央视工作，如何平衡体制内的限制与个人的创作需求？

　　陈晓卿：体制内有体制内的好处。央视的平台，现在来看，尤其是在纪录片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它可以调动很多手段，帮助把片子做得更透彻。体制内的表达通道，非常狭窄，但不是一条死路，肯定有走得通的地方。

　　多视角

　　被“舌尖”打动

　　未必意味着纪录片被关注

　　关注“舌尖”，因为被美食打动

　　曾经拍摄纪录片《三元里》的欧宁认为，《舌尖上的中国》能够火爆是非常正常的。“首先它的拍法很漂亮，角度亲民，拍老百姓和普通美食，而食物背后的文化也挖得比较深，影像效果美，跟电影似的，叙事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欧宁认为，《舌尖上的中国》属于体制内的电视纪录片，制作经费充足，前期的调研准备很多，拍摄时也能够很好地调度资源。

　　“《舌尖上的中国》并不是一夜出来，忽然火爆的。”欧宁对羊晚记者说，“体制内一直有一帮认真做纪录片的人，这些年他们已经做了多重的努力，大概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一直在探索制作精良、深入研究、有观点、有倾向、有态度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可以说是长时间探索后的成果。从这个脉络看，出现一部高品质的纪录片很自然，我并不对此感到惊讶。”

　　欧宁说，相对而言，作者纪录片、独立纪录片并没有体制内纪录片这么好的条件，但这两种形态不能放在一起比较，“就好像是电影领域里大片和独立片的感觉吧”。欧宁认为，纪录片的生态是多元的，既有电视纪录片，也有独立纪录片，而后者的传播渠道是在电影节、影展以及小众范围的播放，跟在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独立纪录片可能有时就一个人拿着DV去拍了，一个人很灵活，深入现实的层面可能也更广，尤其是在触碰一些比较难进入的题材时，个人纪录片会比剧组更灵活”。

　　另外，欧宁也强调，大家关注《舌尖上的中国》，并不是关注它作为纪录片，而是关注它所讲述的内容，大家被美食所打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就会从此开始关注纪录片。

　　美食背后的人文情感更能引发共鸣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则认为，除了这部纪录片所呈现的视觉奇观，片子背后的人文情感更能引发观众共鸣。他说，《舌尖上的中国》采用的是高清摄像，画面效果非常出彩，但是，最吸引的地方并不在此，而在它背后的人、自然、历史和文化。“《舌尖上的中国》所讲的饮食文化和历史交织，除了呈现各色美食，还展示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生百味。通过美食的故事，展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况味，片子也因此有了人文情怀。在城市化进程如此迅速的今天，这部纪录片能够勾起观众的乡愁。”

　　刘铁说：“当年《故宫》、《大国崛起》这类纪录片也曾非常火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历史。无论是文化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能看得懂，此外，纪录片本身也足够厚重、严谨。”

　　另外，刘铁还认为，《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爆与当今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关。“我们的餐桌上都是些非天然的制成品，各种毒食品，而镜头里那些返璞归真的天然食物，对观众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深度解析

　　拍出信、望、爱

　　才是好的纪录片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主任甘小二专访

　　壹

　　既有立场又亲民造成了“舌尖”的火

　　羊晚：您认为《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会这么火？跟大众的审美趣味有关，跟整个大环境有怎样的关系？

　　甘小二：尽管对我本人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吸引力，但《舌尖》在选题上很好，题材是民间的，绝大多数观众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舌尖》的火，或许跟中国观众过往视觉经验中的纪录片有差距，造成了一定的惊喜。它跟美食节目不同，过往的美食节目都是娱乐化的，跟旅游、选美、美食家挂在一起，但《舌尖》是有立场的，它讲美食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同时，又没有摆出很高的身段，姿态上比较亲民。

　　羊晚：大家对纪录片其实是有需求的。

　　甘小二：对，有需求，部分中国观众对知识性的东西还有挺高的要求，如果是真有价值的片子，观众会很喜欢。

　　羊晚：您认为现在看纪录片的这个群体大吗？

　　甘小二：从收视率和大家对《舌尖上的中国》的反响来看，这个群体还是大的，今后关注纪录片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观众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或许停滞了，但对于纪录片而言，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了。

　　贰

　　纪录片因回收难度大而限制投入成本

　　羊晚：广电总局要求从今年元旦起，34家上星卫视每天必须播出30分钟国产纪录片，这意味着全年纪录片播出量将达6000小时。近日，又有相关规定出台，2015年1月1日起结束“一剧四星”，实施“一剧两星”（即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频道播出）的新政策，您认为这样的硬性规定，对纪录片而言是好事吗？

　　甘小二：对于好的纪录片来说，这样的规定当然是很好的大环境。在没有那么多娱乐节目之前，电视台除了电视剧、电影，包括很多戏剧的现场记录，基本都是纪录片，市场化之后，娱乐节目越来越多，纪录片被冲淡了。这些新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视剧和娱乐节目，扶持了纪录片。

　　短期内可能的副作用是，大量的电视台由于没有合适节目的播出，可能会重播旧的纪录片，或者降低标准采购一些较为粗糙的纪录片。第一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电视观众流失；第二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纪录片制作上粗制滥造，相信动漫产业的现状应该令人警醒。

　　羊晚：长远来看，除了这种硬性规定，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改变？

　　甘小二：长远来看，中国纪录片要发展，需要市场的进一步支持。目前，国内的电视台对纪录片的采购费用过低，跟海外市场差距很大。我们正在拍摄的纪录片《文房四宝》，海外电视台给出的播出权意向价，在30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一集（52分钟）。也就是说，对于一部制作成本为100万元人民币一集的纪录片，在海外，仅需要卖给两、三家电视台就能收回成本，但是在国内，则需要卖给六、七十家电视台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几十家电视台同时购买一部纪录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内纪录片的投资方不得不考虑回收难度而限制拍摄成本。

　　叁

　　独立国产纪录片不比外国的差

　　羊晚：中国纪录片大体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甘小二：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文光、蒋樾他们这拨人应该算是新中国最早的独立纪录片作者，后来被学术界成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但那才是真小众，比剧情片的独立电影还要小众。到了2000年以后，王兵的《铁西区》、黄文海的《喧哗的尘土》，以及杜海滨、冯艳等人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后，独立纪录片才逐渐吸引了学术界、艺术界的广泛注意。

　　羊晚：早前大家谈到媒体纪录片，不少观众都会认为就是宣传片，或者专题片，现在大家对纪录片的看法也在慢慢改变。您认为宣传城市形象的片子也算是纪录片吗？

　　甘小二：风光片、一部分宣传城市形象的影片，当然也属于纪录片的一种。纪录片本身是多元的，既有国家政治需要的，也有展现作者人文关怀的，探索自然奥秘的，都有。“宣传片”在世界电影工业术语中尚能找到相对应的词，但“专题片”这个词找不着对应的，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个说法。

　　过去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片子很多，多是“加映片”，大概五分钟左右，放在正片的前面，内容基本是今年农民又丰收了，老农在稻田里笑，村姑的脸和篮子里的苹果一样红。后来，到了1980年代，像《话说长江》等几部央视制作的纪录片，对当时的全国民众都是有挺大影响。

　　羊晚：我国的纪录片跟国外的差距有多大？

　　甘小二：应该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一点也不差。在电视台或院线播出的纪录片，像《文房四宝》的监制金铁木，被称为央视金牌纪录片导演，他的一系列纪录片作品像《复活的军团》、《圆明园》、《大明宫》，都非常出色。当然，国外也是大频道才有好的纪录片，也有一般电视台做得很差的片子，哪怕是BBC，也不是全部纪录片都那么好，只不过我们只看到了他们做得好的，它也有大量时段播放质量一般的纪录片。

　　羊晚：您认为好的纪录片应该是怎样的？

　　甘小二：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能说discovery那种才是好的纪录片，它更多是一种电视节目。相比那些追求异域风情、视觉奇观的片子，讲民族文化、人物命运、社会形态的片子更能打动我。当然，discovery这类纪录片也是好看的，可以看的，只是不同的类别。相较而言，拍时代沉浮中人的精神和情感，或者一言以蔽之，拍人的信、望、爱的，那才是我心中真正好的纪录片。我认为中国的电视台也可以逐渐通过播映和支持这种纪录片建立自己的品牌。

　　肆

　　走在产业化的道路上

　　羊晚：能不能说这几年纪录片才开始慢慢往产业方向走？

　　甘小二：现在电视台会扶持他们自己的纪录片，这一点中央台做得很明显。尽管如此，电视台自己制作的纪录片，终归不可能满足那么多的频道播出需求，所以肯定会有更多的民营公司来做纪录片，拿着来自市场的资金做。而你在花投资人的钱，肯定要对作品也是对自己负责，因为你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就拿不到钱。可以说我们是走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吧。

　　羊晚：不同身份和平台的作者，在拍摄中各方面的资源相差也比较大吧。

　　甘小二：对，相较而言，中央台的来拍片，跟一个民营公司来拍片，拍摄对象对你的投入和支持会不一样。虽然中央台投入这个片子的资金也许甚至没有民营公司多，但对方一听你是什么公司的，可能觉得稀里糊涂，有点防备心。我们拍《文房四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第一天对方不太重视，但是一天过后，对方感受到了我们的认真和敬业，接下来的拍摄工作他也会非常投入。应该说，纪录片工作者的人文素养、职业态度特别重要。

　　羊晚：现在拍独立纪录片的年轻人还多吗？感觉上这些年轻人要真正出头似乎还是困难重重？

　　甘小二：是，可能必须要到拿大奖的程度，才能说下一步怎么走。现在拿一些小奖项，根本不管用，更不要说你只是去参加了一下某某影展。这样的现实，让人不太能持续拍片子，因为并不是说你坚持下来，就一定可以做出成绩。当然，如果有人选择坚持，我仍然十分钦佩。10多年前，一些有点小积蓄的年轻人还在网上发帖子晒，说5万块就拥有了拍电影的全部设备！但是，过了几年，他把机器贱卖了，换生活费，这是很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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