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放宽投资限制，中国商人不敢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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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2日，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斯里佩鲁姆布杜尔，富士康的手机组装工厂，员工们在轮班开始前排队等候经历6年摩擦，印度宣布，已批准部分领域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听闻此消息后，在印度从事工程机械销售的张成（化名）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有些许悲观。“过去几年，我目睹了太多在印中企的悲剧。我的一位朋友由于办不了签证，为挽救投资高达1500万元的酒店，试图偷渡到印度，结果被抓，一夜间倾家荡产。”张成向《凤凰周刊》倾诉道，“印度政府习惯揪住你的小瑕疵，然后无限放大，最后变成巨额罚款。”

被问及是否会加大在印投资，张成反问，“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在他看来，印度政府对中资的“放宽”更像一种试探，而非真正拥抱，“即使门打开了一条缝，我也不敢把整个身子探进去。因为不知道哪天，这扇门又会突然关上。”

3月中旬，莫迪政府发布声明称，已对其外国直接投资（FDI）政策进行修改，允许“陆地邻国”在该国投资电子元件、太阳能电池、多晶硅和硅锭晶圆等制造领域。尽管该政策未直接提及中国，但后者是唯一与印度接壤的主要经济体，其目的不言而喻。

在上述领域，只要企业所有权仍归印度股东所有，外企对印度的投资就能在60天内完成审批。另外，印度还允许持股比例不超过10%的外国投资者在符合相关行业投资上限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审批路径”进行投资。印度称，此举旨在释放更多FDI，扶持初创企业和尖端科技企业，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印度过去几年将经贸关系政治化和安全化，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企的报复性打击措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李红梅向《凤凰周刊》提醒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些短视政策削弱了中企对印度的‘淘金’热情和市场信心。再者，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于中企而言，印度依然充满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在印投资：“戴着镣铐跳舞”

2020年4月，印度政府修改其FDI政策，要求所有来自其“陆地邻国”的投资都必须事先获得其批准，并称旨在保护印度企业，防止其在新冠疫情期间遭受投机性或恶意收购。

然而，当时的背景不仅是新冠疫情——中印军队在加勒万河谷边境地区起了摩擦，并于同年6月爆发了数十年来两国间最严重的边境暴力事件。

”2020年，中印两国军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冲突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加强对中资的审查，扩大了市场准入限制。包括TikTok、微信、UC浏览器在内的300多款中国应用程序惨遭下架，中企重大投资项目面临延期或直接被否。其中，中车集团被迫取消竞标价值2.16亿美元的列车制造项目，长城汽车和比亚迪各自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的方案也遭到搁置。

路透社披露，当时，中企被限制参与印度政府估价为7000亿至7500亿美元的合同竞争。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2024年出台的报告显示，2021年，印度授予中国投标方的新项目价值同比下降27%，降至16.7亿美元。

这一趋势持续近六年之久。2000年4月至2025年12月，中国是印度第23大投资来源国，投资额为25.1亿美元，仅占印度总流入的0.32%。而在2025财年，中国对印度的FDI股权流入额低至270万美元。

在印经营物流生意的中国商人王方柱对印度政府的放宽政策持欢迎态度，但也保持理性观望。“如果政策能真正朝更开放、务实的方向发展，对中企无疑是重大利好。”王方柱告诉《凤凰周刊》，“但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具体的开放行业、开放程度尚不明确。”他所在公司于2016年进军印度，主要涉足物流、仓储及供应链服务领域。

王方柱对印度的感情是复杂的。大学刚毕业时，他便来到印度实习并工作数年，2023年第二次被派往印度，常驻至今。十几年来，他见证了印度市场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政策的寒冬。

◆2024年，孟买的在建住宅楼。“近年来我们在印度进行投资注册时，审批难度显著增加，审核流程也变得严苛且复杂，沟通成本高昂，决策周期被大幅拉长，充满不确定性。”王方柱称，“这不仅是我们一家的遭遇，而是所有在印中企的共同痛点。”

2020年，张成辞职创业，恰遇中印关系恶化。他于2009年来到印度，2014年转行从事工程机械的销售，2020年放弃了高管职位，拿着借来的几百万人民币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印度成立公司，担任湖北某工程机械品牌的印度独家代理商。

由于印度当时停止对中国公民发放商务签证，张成在公司成立不久后被迫回国，迄今未能返印。六年来，张成只能依靠网络和电话“远程遥控”在印团队，或者让印度团队来华向他汇报工作。

张成销售给印度客户的顶管机，用来铺设地下管道。尽管“隔空指挥”增加了沟通成本和管理难度，但朋友偷渡失败的教训，令张成不敢妄动，只能坚守国内。让他头疼的是，印度税务机构经常以各种理由进行突击检查，政策也是朝令夕改，尤其投资、进口和税务等政策频繁变动，且缺乏透明度。“今天允许进口的配件，明天可能就被列入黑名单；今天的免税政策，明天可能变成补税通知。”他介绍说，所幸这些麻烦，基本都能被印度团队解决。

即便如此，自创业以来，张成未曾一刻踏实过，因为他在印度已经累计投资超250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四个大型配件仓库和一个大修工厂，并雇用了不少当地人。

张成深知，一旦自己倒下，不仅投资血本无归，当地员工也将失去依靠。“这些压力让41岁的我早已两鬓斑白，活得像个60多岁的人。”张成感慨道，“中企在印投资无疑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我们不仅要参与商业竞争，还面临地缘政治的博弈、法律制度的陷阱以及生存底线的考验。”

近六年来，小米、vivo、OPPO等中国企业至少8次遭到印度当局的突袭查税，后者以各种理由冻结、扣押这些企业在印度账户的资金。其中，小米曾被印度追缴65.3亿卢比（约5.7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印度还以“向外国实体非法转移资金”为由，没收小米高达555.127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的款项。

印度街头的OPPO和vivo商店。近年来，中国手机品牌受到印度政府的严查。（图源：Sandip Mobiles/ Just Dial）

因被封杀，抖音海外版TikTok在印度流失了2亿用户。在此之前，印度是TikTok最大的海外市场，活跃用户超过1.2亿至2亿。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曾在2019年的一份法庭文件中称，印度对于TikTok的封杀导致该公司每天遭受至多5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令250多份工作处于危险境地。

面对限制，张成和王方柱都认为，唯有“深度本土化”才能生存。张成表示，中企要想在印度立足，必须彻底融入当地，打破外来者的隔阂。目前，张成在印度的团队有50人，其中95%为本地人，他们享有竞争对手1.5倍的薪酬。他发现，处理复杂的政府关系和税务问题，本地人更容易将事情办妥。

另外，张成在生意上一直秉持“利他”思维，并强调“财散人聚”——不仅要自己赚钱，更要让合作伙伴、员工和客户都赚到钱。

张成深知，当地中小客户购买一台工程机械，不仅是商业投资，更是全家人的饭碗，因此必须确保客户买对设备、干对工程。有时他还会主动帮客户解决贷款难题、介绍工程项目。“许多印度小客户是东拼西凑才能买下的设备，一旦设备选型错误或施工失败，整个家庭都将陷入绝境。”

王方柱的公司在印度也雇用了300多名本地员工，中国管理者仅占少数。“雇用当地人，不仅解决了用工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当地社会的压力。”他说，“我们会努力融入当地社区，并与当地同事建立起充分的信任。

◆印度哈里亚纳邦，张成公司的两名工人躺在车底休息“印度制造”离不开中国

尽管遭遇打压，中国仍在2024财年超越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海关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印贸易总额飙升至1556.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同比增长12.4%。尽管贸易额增长，但贸易失衡依然显著，中国对印贸易顺差创新高，达到1161.2亿美元。

“从贸易结构看，双边贸易以电子元件、机电产品以及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为主，正是这些设备拉大了两国贸易逆差。”李红梅指出，“这也说明，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短期内无法被替代。

”2026年2月11日，中国重庆一家农机公司，工人们正在检查即将运往印度的微型耕耘机。（图源：VCG）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披露，中印关系恶化导致印度损失1.25万亿卢比，尤其对依赖中国机器设备与技术人员的手机制造业造成显著影响。官方统计，除了20亿美元的增值损失外，印度电子制造业还错失了1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

印度其实非常矛盾，一方面担心中企在本国肆意扩张，威胁到本土产业乃至国家安全，一方面又希望中方能带来资金和技术，促进该国产业升级。若中企无法进入印度，印度不得不继续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这样就无法在印度实现任何技术转让、创造就业机会或增值，贸易逆差也势必扩大。

李红梅指出，印度之所以放宽中资限制，核心目的在于解决其“技术发展瓶颈”问题，旨在服务于其国内特定领域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其政策在投资开放上具有两个特点：有选择性、充满保护主义色彩。

“选择性投资开放是印度为了扶持其国内特定行业的无奈之举，所以其开放领域只涉及电子元件、多晶硅和硅锭等几个高科技领域。”李红梅阐释道，“印度希望利用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赋能其本土产业发展，促进印度的‘自力更生’能力，助力印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对于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投资开放，李红梅进一步说，修订后的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进行了设限，要求必须是合资形式，且必须是印度本土企业控股，其目的是通过把持控股权来培育本土企业。

“印度如果坚持以单向发展为导向和工具性利用外资，不以互利为基础，待时机成熟后就‘卸磨杀驴’和‘过河拆桥’，其政策恐将收效甚微。”李红梅警告道。

王方柱亦认为，印度放宽中资限制并非单纯出于善意，而是为了完善自身产业链、提高制造能力的必然选择。“印度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机床、零部件等基础工业品的支持，这是基于其自身发展目的的务实之举。”

路透社称，此次放宽是应行业需求，因为此前的限制束缚了依赖中国技术和资金的制造商。印度政府智库“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提到，这些限制延误了多项规模可观的交易，并建议允许中企在无需获得批准下持有印度公司至多24%的股份。

全球咨询公司Teneo的南亚事务顾问查图尔维迪（Arpit Chaturvedi）表示，允许中企在印度制造业内进行有限度的投资，将使跨国公司更容易将最终组装环节转移至印度，同时保持获得中国原材料的渠道。

尤其是印度力推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高度依赖中国的材料和设备，特别是电子制造、光伏及机械领域。莫迪曾设定目标，要提高印度制造业的占比，但目前该国制造业仅占其经济增长的约16%，远低于2014年设定的目标（25%）。

中国提供的高性价比组装线、晶圆搬运系统和原材料支撑了印度本地生产能力，印度88%的集成电路、99.5%的半导体设备依赖中国。绿能方面，中国控制着全球90%以上的稀土永磁体加工产能，该材料不仅对汽车行业至关重要，在清洁能源和家用电器领域也不可或缺。行业出口商表示，因严重依赖中国稀土永磁体，印度汽车行业正面临潜在危机。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富士康的手机组装工厂中企会再涌入印度吗？

印度放宽中资限制，也是基于应对外部环境的迫切需要。尤其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全球关税战，促使印度考虑与中国进行有控制的调整，以保持供应链稳定并吸引投资。

印度起初以为，凭借莫迪与特朗普的私人交情，双方的贸易谈判会很顺利，甚至能抢占中国市场，却被现实狠狠打脸。由于印度不肯开放农业市场以及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等，双方迟迟未能敲定贸易协定。美国指责印度购买俄油，一度将对印关税从26%上调至50%，以示惩戒。

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莫迪。直到印度妥协，双方贸易协议才得以在今年2月达成，美国将对印关税下调至18%。为此，印度承诺在五年内向美采购总额达5000亿美元的商品，涉及能源、航空、金属及科技产品等领域，规模约为当前印度自美进口额的两倍。

“过去几年，印度对欧美投资寄予厚望，希望利用欧美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来培育其本土制造业，但效果欠佳，特朗普上台更是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李红梅评价称，“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尤其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严重影响了印度从中东进口油气的安全。印度为了降低自身能源的脆弱性，可能会加速能源转型，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投入，而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对印度来说极具价值。”

此外，李红梅提到，过去几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放宽中资有利于缓解双方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缓慢复苏，印度亦希望通过此举向中方释放善意。”

美印矛盾加剧的同时，中印关系却在逐步改善。2025年9月，莫迪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是莫迪七年来首次访华，预示着两国关系往前迈了一大步。此前，两国领导人在2024年俄罗斯喀山金砖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同意将两国关系定位为伙伴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并将彼此视为发展机遇而非战略威胁。

。2025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天津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是他时隔7年再度访华。（图源：莫迪的X账号）

除了高层接触，两国亦采取多项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措施，包括规范边境事宜、恢复航班和放宽签证。今年2月，印度放宽对采购中国设备的限制，允许国有电力和煤矿企业有限度地进口中国设备，以应对短缺和项目拖延问题。紧接着，中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支持彼此今明两年相继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以更有成色的金砖合作，给广大南方国家带来新的希望。

尽管关系得到改善，但对于印度的放宽政策能产生多大效果，外界仍持谨慎态度。尤当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未从根本上解决，两国间的广泛地缘战略竞争仍在持续。

英国咨询公司Verisk Maplecroft亚洲风险主管巴塔查里亚（Reema Bhattacharya）直言，印度放宽中资限制应被视为两国关系中一次务实调整，而非结构性重置。她认为，不会有大量中资涌入印度，因为前者会考虑到，若双边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投资规则或将再次收紧。

李红梅直言，尽管过去十多年来，莫迪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在扩大行业开放、放宽投资准入、简化审批流程等方面推行了系列结构性和政策性改革，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营商环境，但从印度的“不良历史记录”来看，中企在印度面临的潜在政治风险仍会阻碍其赴印投资的热情。

张成亦认为，即使印度真的放宽市场准入，中企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疯狂涌入。“印度市场的确潜力巨大，却也是世界最刁钻的市场之一。不要指望这里能带来爆发式的高额利润，而应将其视为‘摊销成本费用的基地’和‘商业版图的基石’。除非实现垄断，否则在印度难有大富大贵。”

张成建议，在印中企时刻要做好拎包走人的准备，不能把身家性命全部押注当地，而要通过合规运营、本土化团队和轻资产策略来构建防御机制，确保在政治风向变动时仍能生存。目前，他已将投资重心逐步转向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我们不会仅凭政府表态或书面文件就盲目行动。”王方柱称，而要更看重政府后续的审批执行情况、政策落实的连续性，以及其他中企是否愿意增加在印投资。“未来几个月，我们会根据政策的实际落地情况，重新评估是否要加大在印度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