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呼吁“拐骗儿童罪”最高判死刑 律师：量刑有待提高 具体标准需科学制定

admin

“孙海洋案的主犯连续拐走两个孩子，因为没有找到买卖交易证据，最后以拐骗罪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紫微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她在两会中对拐骗儿童罪提出议案，希望将拐骗儿童罪最高量刑提高到死刑，或者将“拐骗罪”与“拐卖罪”合并为“拐带罪”，以达到罪与罚统一。
9 J, ?; ~7 H$ S
李紫微介绍，她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些判罚案例中，有人拐骗孩童后导致孩童死亡，有人将女友的女儿拐走导致下落不明、被法院评价为“卑鄙、恶劣”，但按照现行法律只能顶格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 a0 W) D+ y/ t& v$ B& M对于该议案，周兆成、黄思敏两位律师均认为，目前的拐骗儿童罪量刑比较低，打击力度有待提高。但两罪合一的可执行性比较低，可以提高拐骗罪量刑，但具体量刑标准需要科学、统筹研究制定。

. _2 {3 k9 C" p1 P案例

3 C) x* I. J8 Q7 u) u拐骗女童后遗弃导致死亡被判5年
! ?. K1 d% R+ D1 o$ q# v2 J; ^
“假护士”偷走婴儿16年被判1年
* P2 L( r7 Y- O% S# t3 I3 E
在采访之前，李紫微向记者提供了一些拐骗儿童罪的判罚案例，记者在裁判文书网逐一找到了对应的判决文书。

2 g" {5 b# x2 n# ]/ z6 \9 x判决书显示，2016年7月，贵州威宁县女子苏某拐走亲戚家7岁女童，并在亲戚询问时隐瞒情况。几天后女童生病，苏某将女童遗弃街头。女童被路人发现，送回家后抢救无效死亡。最终，苏某因拐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苏某因未有效对女童医治并将其遗弃，导致女童医治无效死亡，赔偿女童家属6万元。

9 P2 ?, p+ W6 U3 I" w/ d裁判文书网显示，苏某服刑期间3次获得表扬，被减刑9个月，已于2020年11月刑满释放。
/ {' |8 |7 ~+ ~4 |  L# Q7 N
5 B( z9 A2 t9 n4 R3 @3 B2021年，湖北荆门一起判决案例显示：2005年夏天，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的张某，与女朋友发生分手纠纷，进入学校将对方6岁的女儿拐走。2019年，张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落网，公诉机关以拐骗儿童罪提起公诉。经一审、二审审理，张某因拐骗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 A2 I4 `/ l% X  o! W( c9 w
二审判决书称，张某出于报复心理拐骗被害人，致使被害人至今下落不明，犯罪动机卑鄙、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张某拐骗女童被法院评价“卑鄙、恶劣”（裁判文书网截图）

“拐骗7岁女童，然后将生病的孩子丢在街头，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为了报复女友，将6岁女童拐走，十几年生死不明。因为顶格量刑就是五年，也只能判五年。”李紫微认为，仅仅靠一个上限5年的量刑幅度，便囊括所有拐骗儿童的罪行，于理于法都缺乏合理性，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
6 o5 m8 L  ?6 w5 T8 H: H1 u6 A: k
5 y+ s( V& J  ^9 g% O+ y( a二罪比较
6 e0 R6 P/ L8 m# T$ Y+ \4 q0 H+ }
“拐卖儿童罪”曾被提高量刑

& T' H- d1 Q! E律师称“拐骗儿童”打击力度有待提升

. Y* ?3 u. p) O) s! d0 I" _" S李紫微介绍，在议案起草期间，她向法学人士、司法机关请教、调研，发现拐骗儿童罪早在1979年的《刑法》中就有所体现。

3 O% k0 R& e* L6 v+ d“拐骗儿童和拐卖儿童，区别在于是否有主观目的上的‘出卖’，是否有行为上的控制。在犯罪实施中，两者具有相同的罪质。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有逐步提升，对拐骗儿童罪的打击力度却没有对应调整。”李紫微介绍，拐卖儿童罪的量刑，是从最初“拐卖人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提升到现在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加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2 O/ ^4 I- t7 \- B3 C9 y8 ]9 O
李紫微还分享了两起案例：山东枣庄、福建三明的两个婴儿，都在出生不久被人拐走，其中一个被拐走14年，另一个被拐走16年。2020年，两名作案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和一年。其中被判一年的那个作案者，是伪装冒充成护士将出生仅两天的婴儿偷走抚养。

  C% |8 F  I! A$ ~( ?/ P  R) l李紫微认为，同样罪质的两种罪名，在量刑上发展出了巨大差异，让现实与最初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在陈年旧案中，他们交易的证据往往是找不到的。而在一些熟人关系的案件中，作案者相互之间的交易证据可能被毁灭，说辞可能演练过很多次，一口咬定是抱来送给熟人抚养。上边的几个案例，最重的判5年，最轻的只判1年。而拐卖儿童罪，起步就是5年，打击力度是不够的。”
+ Z. n! I( T/ ~
律师周兆成介绍，两个罪名的量刑设计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拐卖行为猖獗，不为牟利的拐骗情况相对少，所以区别设立了两个罪名，拐卖罪的惩罚标准高，拐骗罪的惩罚标准低。另外，当时确实有很多家庭出于封建传统观念，从拐骗、拐卖者手里接收了孩子，如果全部按照拐卖罪量刑，打击面太大。” 孙海洋成功寻子现场周兆成认为，孙海洋案中同作案者短期内连续作案两次，造成的损害后果严重，但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他认为立法、司法层面应把犯罪行为危害程度纳入量刑考虑，提高量刑。

律师黄思敏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对拐骗罪的打击力度还有待提升，“拐骗、拐卖，对未成年人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程度是同等的。有必要将犯罪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对社会的伤害考虑进去。”
) \! `! \: Q$ v7 ]
3 e" k: x' J! S* d# N% p建议

; D0 u: I& F' [9 t7 r' S8 @1 v拐骗儿童罪“五年起步，最高死刑”？
  x. [! F8 x# U
& f4 ]5 [2 K. v+ V, k  e0 ^律师：可提高量刑，具体标准需科学制定
8 d- ^7 o; c6 r/ d! X
李紫微建议，将“拐骗儿童罪”量刑调整为五年以上，有加重情节的量刑十年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
- _# T9 L/ N% E4 i" r  y
加重情节包括：
4 a5 i' t4 Z, p" v- w( V: n5 R+ Y
（一） 拐骗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3 S( |# O) L  k$ k（二） 拐骗儿童三人以上的；

6 e9 H$ q% X8 H0 m' h（三） 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

（四） 偷盗婴幼儿的；

) o$ U, {. E/ W3 ~. i（五） 造成被拐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 a& m8 h2 S2 X1 g) I9 P+ z
0 x) m; M1 k- U3 n/ n: |2 n9 C" z（六） 被拐儿童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超过五年的；

3 _3 `9 @+ q' }; L$ d) o（七） 将儿童带往境外的。

) f. V8 k5 w- C( v& g/ Z（拐骗儿童是指以收养、送养或其他目的，有拐骗、绑架、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 y  n6 |* b3 I& q/ Y李紫微还建议，或者考虑废除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合并为“拐带儿童罪”，量刑达到统一尺度。
% ^5 s6 s% Z% L9 k  y
- y/ z& K4 Q) }- S周兆成和黄思敏均认为，两罪合一难以实现，单独提高拐骗儿童罪的可行性更高。
. h3 Q9 F3 G& M: q  U4 a8 J9 q
! ~: E7 q. R$ q( {$ Y黄思敏介绍，一些被拐骗的孩子被找回后，与养父母一方感情深厚，寻亲者和执法者需要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比如孩子如何处理与养父母、亲生父母的感情，后续如何回归家庭，“一些拐骗者是因为观念落后，主观上没有买卖的想法，他们的恶比纯粹的人贩子轻微一些。难以一刀切按照很高的量刑标准去执行。”

. a* |. R4 R' H4 W7 ]) Z  w% m# ^黄思敏认为，拐骗罪量刑确实有提高的必要，但具体标准可能还有待商榷。“这个建议很有意义。可以先把可能性确定下来，再由立法部门去科学、统筹地制定具体标准。”
8 x2 [. }; _" P" N& Q( M(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