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女儿尖叫着从梦中醒来：妈妈，又要掉炸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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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别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影子

战争爆发之初，拉莎·阿布·贾拉尔位于加沙城西部的家就毁于以色列的炮火。两年多来，她和家人一直颠沛流离，或寄人篱下，或挤在几平方米的帐篷里。

9月中旬，以色列以清剿哈马斯最后据点为名，对加沙城发动地面攻势。拉莎再次举家南逃。在加沙中部努塞拉特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拉莎通过通信软件与《中国新闻周刊》分享死里逃生的经历、战争中的日常，以及两难抉择。

由于以色列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当地记者成为报道这场战争的主力。在一次来信中，拉莎写道：“我既是见证者，也是承受者。当我写流离失所，饥饿或失去的时候，我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36岁的拉莎是记者，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最小的孩子6岁，最大的12岁。除了照顾孩子的温饱和学习，拉莎竭力在无常的战时维持生活的秩序感，为孩子们编织一张小小的安全网。关于轰炸、死亡、回不去的家，孩子们有很多问题。拉莎坦言，有些问题她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几个月前电脑坏了以后，手机成为拉莎唯一的生产工具。在电力紧缺、网络信号极不稳定的条件下，拉莎陆续用手机回复了数千字的内容。她说，希望他们的经历能被听到，而不是就这么被埋在废墟底下。

《中国新闻周刊》将这些通信整理成文如下：

孩子们用沙子做了一个蛋糕

“成了……协议真的谈成了。”

当地时间10月9日清晨，努塞拉特营地的帐篷里，丈夫的惊呼声将我从睡梦中唤醒。他侧耳贴着手机，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消息，声音颤抖。我迷迷糊糊睁开眼，以为还在做梦。但他脸上的笑容，真切得让人发颤。我猛地抓起手机，搜寻网络信号，想要亲眼看到那些文字。当标题终于加载出来时，我忍不住大喊：“结束了！”

没过多久，帐篷外就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呼。营地里的气氛变了很多，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地说着“战争结束了”。这场漫长的噩梦，也许终于到头了。

高兴之余，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生怕政治上再生龃龉，或哪一方破坏协议，我们又会被拖回到战争里去。我们努力说服自己和平是可能的，但过去的伤痛又时时提醒我们，这一切，转瞬便可能再次崩塌。

3月18日年初停火协议遭撕毁的那个夜晚，我们一家睡在加沙城的平房里。突然，剧烈的爆炸声和玻璃破裂的脆响将我震醒。天花板塌了，墙裂了，眼前烟尘弥漫，呛得人几乎无法呼吸。孩子们的尖叫刺进耳膜：“妈妈，我们要死了吗？”我张不开口，因为自己也在颤抖。我在烟雾里找丈夫，找了一会儿才看见他从阴影里出来，手里拿着湿布，让我们捂住口鼻。抱起孩子，我们光着脚就往外跑，什么都没带，只有心跳得快要炸开。

隔壁那间我们平日睡觉的房间完全坍塌了。墙就倒在孩子们常睡的床垫上。那天我们临时起意挤在靠厨房的小房间睡觉，因为那里暖和些。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救了全家的命。

我们跑到街上，目之所及都是毁灭的景象。爆炸声没有间断过，天上好像下着火。邻居的房子变成了废墟，火舌从破碎的窗户里往外蹿。人们徒手刨着瓦砾，呼喊亲人的名字。后来从废墟底下挖出了五具遗体，有一个小姑娘只有8岁，小小的身体盖满灰尘。新闻里说，那天夜里一共死了四百多个巴勒斯坦人。

自那天以后，我没有再睡过一个安稳觉，每晚都能听见无人机在头顶嗡嗡响。墙一抖，就又想起那一次爆炸。我8岁的女儿沙姆常常尖叫着从梦中醒来：“妈妈，又要掉炸弹了。”有一个晚上，她吓得尿了裤子。

现在又停火了，我想回到加沙城。但我得等一等，等瓦砾堆被铲平，等道路疏通，等未爆炸的危险物被清走。我不想让孩子们再受那份惊吓了。

当我坐在帐篷里，想着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时，我的孩子们给了我一个惊喜——他们用沙子做了一个蛋糕来庆祝停火。孩子们可能都已经忘了鸡蛋是什么味道了，但他们没有忘记庆祝的意义。

10月9日，加沙城西部，拉莎的孩子们用沙子制作了一个蛋糕，庆祝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今晚吃顿清淡的”

9月中旬，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城前夜，我们逃到了加沙中部的努塞拉特，在西边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落脚。

每次被迫搬家，我们能带的东西都很有限：一口锅、一条毯子、几件衣服、身份证件，还有孩子们的笔记本，他们把这些本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能带的就是身上背得动的，或者用小车拉一点。以色列切断了燃料供应，雇一辆车可以说是天价。

每次搬家都像是把生活清零，从头再来。年初停火的时候我们添置了一些家具，那时我们以为战争就要结束了。再次逃离加沙城前，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低价出售。当时周围的邻居都在处理家具，有人把家具从楼上扔下来，摔成碎片，当作烧饭的柴火卖掉。

在努塞拉特，我们一家七口就挤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帐篷里。这里帐篷贴着帐篷，隔壁说什么做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就跟他们住在我们帐篷里似的，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帐篷很简陋，就是薄薄的布搭起来的，挡不住寒气侵袭，也挡不住雨水冲刷，虫子更是肆无忌惮出入。我们尽量收拾出一小块地方，用来睡觉和歇脚，从家里抢救出来的那点家当和衣服也都堆在那儿。脚下是沙土地，坑坑洼洼的，一场雨下来水就从地面渗上来，我们只能赶紧把被褥和衣服垫高，不然全湿透了。

这里没有自来水，水车隔几天才来营地一趟。一来，我和丈夫就赶紧把家里能装水的桶啊盆啊都灌满，喝的、洗的、做饭的，都靠它。要是水车晚来几天，我们就得走很远的路去找水。

以色列在开战时就切断了加沙的电力供应。我们现在用电全靠一块蓄电池，有时候用破旧的太阳能板给它充充电，或者找有小发电机的邻居帮忙。这块蓄电池用来给手机充电，或者点亮夜里的一盏小灯。

每天天刚破晓时我便醒了，一来是天气未及晌午时就已经热得让人受不了，二来是实在睡不踏实。邻居也已经开始忙碌了，有的找水，有的生火烤饼或煮茶。

我的一天从和面开始。12岁的大女儿赛伊达会来帮忙，然后把面团拿到附近的公用烤炉去烤。那就是个简陋的泥炉子，大家排着长队，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揉面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战前，那时候每天早上都会有面包送到家门口，都是加沙城那些自动化面包房烤出来的。

3月初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全面物资封锁后，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市场上没有水果和肉类，仅有的几种蔬菜也非常昂贵，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以往有联合国机构定期向流离失所者发放粮食救济，有时能领到一袋面粉或一点大米，有时是罐头，但全面封锁期间我们只领到过一袋面粉。在最饥荒的那几个月里，我们被迫与邻居交换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比如，拿一点油去换几片面包或一小袋糖。一直到8月，封锁开始松动，食物价格才有所回落。虽然价格依然很高，但比几个月前便宜多了。

多数时候，我们的早餐就是拿罐装奶酪配扎阿塔尔（Za’atar，中东家常香料，类似中式的五香粉），就着茶水吃下。正餐则靠救援发的罐头充饥，鹰嘴豆的、金枪鱼的，配着早上自己烤的饼。运气好的时候，能煮一锅穆贾达拉（Mujaddara），就是洋葱扁豆焖饭，材料简单，但能果腹。要是实在揭不开锅了，我就给孩子们泡茶配饼干，然后告诉他们：“我们今晚吃顿清淡的。”

就算这样，我也尽量让帐篷里这张小桌子有点家的气息。我把食物盛在干净的塑料盘子里，把孩子们唤过来围坐好，然后我们一同祷告，盼着有一天，能重新坐回家里那张餐桌上吃饭。

“妈妈，我好像把以前学的都忘干净了”

战争开始之前，我的孩子们都在加沙城念书。

大女儿赛伊达当时上六年级，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她说长大了要当医生。她的弟弟妹妹们也都上小学了，每天早上都穿着干净的校服、拿着五颜六色的笔记本，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心里盼着他们都能考上大学，过上比我们更好的生活。我总是告诉他们，学习是他们这辈子最好的武器。

10月21日，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巴勒斯坦教师们在自己家中为儿童授课可战争一起，他们的学业就中断了。许多学校先是被改作避难所，后来又被炸成废墟。课本、书包，连同我们的家，一并化作灰烬，什么都没剩下。

最让我心碎的，是眼看赛伊达一点点失去那股子劲头和盼头。她曾经那么喜欢读书，现在却对我说：“妈妈，我好像把以前学的都忘干净了。”

我尽量让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学点东西。每天我都会找时间，陪他们温习数学、读书识字。有网络的时候，就用手机给他们放些简单的教学视频。这些虽然比不上学校，但至少能让他们的思维保持活跃，也让他们知道，教育这件事还没彻底断掉。

在停火协议宣布前，孩子们的安全始终是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帐篷周围到处都是危险，比如空袭、无人机，还有在这人满为患的营地里肆虐的疾病。

所以，我们给孩子定下了规矩。首先，我不让他们走出帐篷太远，尤其是日落之后。夜里没有照明，什么也看不清。如果他们要去打水或者取饼，必须有爸爸或者哥哥姐姐陪同。

我们在帐篷里辟出一个小角落，堆放毯子和必需品，一旦遇到轰炸，就往那儿躲。我们管那里叫“安全角”。其实加沙哪有安全的地方，但有这么个角落在，孩子们心里总归能踏实些。

我一遍遍叮嘱他们，要是听见附近有爆炸声或者什么可怕的动静，千万不要慌，立刻回到我身边来。如今连我最小的孩子也懂了，一遇到要跑要躲的情形，便会死死攥住我的手。

至于卫生，尽管缺水，我还是尽量让他们保持清洁。省下一点水给他们洗手洗脸，夜里多盖点，别冻着也别染上病。

孩子们会问很多问题。8岁的女儿沙姆问我：“妈妈，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呀？我的小床是不是被烧掉了？”10岁的大儿子担心他爸爸失业了，还能不能把被炸毁的房子盖起来。大女儿赛伊达已经进入青春期，关于加沙发生的事，我会和她解释得更多一些。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打仗会死那么多小孩？为什么没人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有些话我来来回回地说，比如“好日子会回来的”“妈妈在你们身边”“这一切不怪你们”“害怕的时候，深呼吸，然后把心里话说出来”。说这些是想让孩子们明白，恐惧不必压抑，更无须为此愧疚。我也鼓励他们写作和画画，把心里想的宣泄出来。有时候还会一起唱歌，或者在睡前讲讲故事，好让他们平静下来。

我们尽量保持固定的作息，什么时候温书学习、什么时候玩、什么时候吃饭，都有个大概的时间。这份规律能给孩子们些许安定感。我还会给每个孩子安排力所能及的小任务，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很能干。

说实话，这里没有什么能真正保证他们安全。但我必须让他们相信，妈妈能护他们周全。这种笃信和安心，是我现在能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东西了。

“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是有人在意的”

手机现在是我和外面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也是谋生的工具。我做记者已经13年了，几个月前电脑坏了以后，所有文字都是在手机上敲出来的。再加上网络时断时续，充电也成了难题，每篇稿子都要耗费数倍于往常的时间和心力。

我在帐篷里采访、写稿、改稿。孩子们的嬉闹声、小贩的叫卖声、头顶战机的轰鸣，都混在一起。有时候我会在帐篷中央挂一块旧布帘子，稍微挡一挡，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能暂时营造一种隔开外面纷纷扰扰的错觉。

新闻工作对我来说，早已不只是个职业，这也是我抵抗的方式，是我向世界发声的途径。我写别人的故事，可每个故事里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我觉得母亲和记者这两个角色，在我身上其实是彼此成全的。为人母，让我的笔触更多了几分血肉温度，能更真切地理解那些受访母亲心中的痛楚。而记者的身份，又给了我直面恐惧的勇气，时时提醒我，活着是为了见证和发声。

不过话说回来，抚养五个孩子的同时，还要做记者的工作，真的太难了。这是两份都不能耽搁的责任，每时每刻都在互相拉扯。我常常一边盯着火上的锅，一边写东西；在帮孩子洗衣服的时候，也总在想稿子的事。

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要裂开了。有几回采访进行到一半，附近突然响起爆炸声，我心一下就提到嗓子眼。有时候我会扔下一切冲过去，紧紧搂着孩子们，然后再回到电话前，强作镇定，继续工作。这种撕裂感很痛苦，但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底色。

即使失去了很多，日子还得往下过。我们也还是人，得把人样儿守住。我试着从细微处寻找希望和力量：靠网上募集到的善款，我给营地里的困难家庭发放过几次食物，看到小孩子们拿到吃的高兴得又蹦又跳，我心里特别满足；早晨洒在被子上的阳光、刚出炉的面包的香气、邻居递来的一杯茶或者一小块糖……这些微不足道的瞬间，一点点累积起来，撑着我走下去；国外的朋友读了我的报道后发来信息，或者是读者留下的只言片语，都在提醒我：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是有人在意的。

此刻我所期盼的，是重建能早日开始。我不想再听空洞的政治承诺，我想要的是尊严、安全、孩子们能上的学堂，还有能看病的医院。我希望这份停火协议能开启一个新的阶段，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生活的权利能得到承认，不必再惶惶不安，不必再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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