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先张扬的杀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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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苗苗预见了自己的死亡。

2024年6月，被丈夫张鑫持刀暴力殴打后，长孙苗苗给家人、朋友，甚至警察都撂下过“狠话”，“再不跑（的话），我死了都不知道咋死的。”

没有人相信。“他再怎么变态，也不可能杀人呀！”一位密友宽慰她，长孙苗苗回以苦笑。

为了逃离预见的危险，她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报警、收集证据、起诉离婚，到离老家一个半小时车程的陕西省咸阳市找工作。工作安稳后，她以为新生活就要来了，买了几条漂亮的裙子。

可她还是没能跑掉。2024年12月24日，张鑫将她殴打致昏迷。七个小时后，长孙苗苗被扔下一处土崖。

悲剧发生后，人们设想过她不会死的几个可能性：如果早点儿告诉娘家人被家暴，如果起诉离婚没有被驳回，又或者是跑得再远一点儿。

可长孙苗苗的困境不止是这些“如果”。事件背后更值得探讨的是，苗苗的数次求助为何失效？为什么警报已经不断响起，可怕的厄运还是单刀直入？ 长孙苗苗被扔下的土崖。杀妻

长孙苗苗很瘦很小，1.6米不到，80多斤。“一阵风能刮跑”“一把就抓起来了”，两位女性好友都觉得，苗苗无力反抗。

2024年12月24日那天也是如此。被张鑫暴打后，她失去了意识。

咸阳市周陵街道的一处监控拍下了这起暴力事件。据庭审信息，张鑫拽着妻子到自己的面包车附近，先是扇耳光、扯头发，人倒地后，又抱着她的头撞击一旁的石墩子。然后，昏迷的苗苗被拖着放在了车后座。

这一幕没有人目睹。这段路不长，走到头是一扇铁门，转身再往后约100米处，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挡住了视线。如果再早一个小时，路上会有陆陆续续去上班的人群，他们是附近工厂、物流公司的打工人，租住在这段路上的两排三层房屋里。

长孙苗苗就住在其中一间，她刚搬来，正和张鑫“闹离婚”。张鑫一审开庭时说，案发那天，他七点半从永寿县的三姐家出发，开着白色五菱宏光面包车，直奔妻子住处，想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但“好好说话”仅持续了一分钟，就用上了拳头。他说，那是因为“话赶话，激的，气上头了”。

张鑫在庭上回忆，车开了十分钟左右，他从后视镜发现，苗苗倒在了座位上，头上有很多血 长孙苗苗被殴打的案发地，长方形石柱已经搬离通话记录显示，这一路张鑫频繁联系家人。他给大姐打电话，让她准备酒精、纱布等给苗苗包扎头上的伤。大姐来了后，看见苗苗后脑勺上拳头大小的血迹，血在头发上粘着。拨开头发，是大概两厘米的创口。

大姐提议把苗苗送到医院。他们先是去了小诊所。诊所的一位医护人员对警方回忆，那天上午一位女士推门进来，就问了一句，这里能不能缝合，听到缝合不了，转身就走了。

这一路上，他们经过了几家三甲医院，都没进去。最终在咸阳市一家民营医院停了下来。结合几位医护人员的证言，当时苗苗坐在轮椅上低着头，用羽绒服的帽子盖着，头顶的头发被血迹浸染，“也不吭气儿，双腿抽搐。”

监控录像显示，医生和护士匆匆忙忙，但张鑫和大姐并不着急，慢慢地走。坐诊的医生对他们说，病人瞳孔散大，情况不太好，需要呼叫120立即转院。张鑫说不用，可自行转院。

但他没有去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而是开车返回了永寿县城。在法庭上他解释，去大医院需要一大笔费用，他没钱，想着拉回去瘫了就照顾苗苗。

回县城后，张鑫联系了三姐，让对方准备一些救治用品，生理盐水、理发推子等。接上三姐后，车往老家村里开去。到家后，他发现妻子浑身冰凉，手指发青，鼻孔被血痂堵住了。他摸了摸苗苗的脉搏，趴在她胸口上听了一会儿，“以为她已经死了。”

事实是，长孙苗苗当时没有停止呼吸。一份尸检报告显示，其多处伤口，如头面部多处皮下出血等，虽较广泛，可致人丧失意识或自主活动能力，但不足以致人立即死亡。

在三姐的证言中，她回忆看见张鑫把车开到一处几十米深的土崖后，拉开车门，把苗苗扛到自己肩上扔到沟里了。后来的尸检证明，人是被摔死的。

当天晚些时候，张鑫报警，说妻子因与他有感情纠纷，跳崖自杀了。在警方突破下，隔天张鑫供述了作案的全部过程。

2026年5月26日，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借用永寿县人民法院对张鑫故意杀人案一审开庭，未当庭宣判。

猜忌

没人知道结婚的这些年，长孙苗苗是如何忍受的。

2015年，苗苗和张鑫结婚。在家人眼里，婚后的小两口有说有笑。直到2024年，沉默了九年后，苗苗才对娘家人袒露，张鑫只对她好了几个月，就开始打人了。第一次动手时她在坐月子，被打时张鑫爸妈就在跟前，也没拦着。

挨打的细节苗苗没说。姐姐长孙娟莉后来才想起，妹妹怀孕时一次学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她提醒妹妹多加注意，别把孩子弄没了。妹妹的回答很奇怪，说流了更好。还有好几次，她看见妹妹身上有淤青，一问只说是学骑车摔的。因为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长孙娟莉没多想。

“夫妻吵架”，起初苗苗身边的人们大多这么理解。直到事态一点点升级。

2024年年初某天凌晨两点，好友甘永莉接到苗苗的电话，苗苗说被老公打了，现在没有地方去。从发来的照片里看，苗苗大腿内侧被刀划拉了一道口子，小腿上有颜色挺深的淤青。她问苗苗要不要来自己家里，但被拒绝了。苗苗说她老公很可怕，知道后一定会追来，伤害甘永莉和她的孩子。

那一年6月底，苗苗让姐姐来接走她。前一天晚上张鑫动手打她，把她手机夺走，还持刀威胁，逼她从楼上跳下去。

在苗苗对朋友的描述中，张鑫暴打她后，会给她下跪、扇自己耳光、撞墙。打人和求饶时，张鑫都不避讳孩子。“他会利用孩子绑架苗苗。”肖美说，被打后苗苗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张鑫让孩子来给她送饭。她看孩子可怜，又装作没事人一样了。 苗苗提交的证据之一，胳膊上的淤青。受访者供图

最严重的一次家暴发生在那年8月的一天。苗苗告诉好友李欣，自己被张鑫半夜拉到邻县的沟里，拿着刀逼问她还要不要离婚。还要离，就把她推到河里去。苗苗求着说不离，才把她拉回去。“以后要是死了，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她对李欣说。

为什么打人？夫妻双方的说法一致，张鑫怀疑苗苗在外面有人。

2021年张鑫离开老家去江苏打工，半年回来一次。见不到苗苗的日子里，他总怀疑对方会出轨。猜忌几乎钻进了苗苗生活的每一处缝隙。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大哥帮忙修东西，声音传到了电话那头张鑫的耳朵里，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2023年开始，怀疑有了更具体的对象。苗苗和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偶然加上了微信。联系上后常聊天，一起打游戏。哥哥长孙增理多次问过妹妹，也找过表哥，他坚信两人只是单纯的好友关系。这些话他也给张鑫说过，但没用。

长孙增理记得，一次妹妹去江苏看张鑫后回到咸阳，飞机到得太晚，是表哥到机场接机送回来的。这一幕被住在斜对面的张鑫姑父看见了。从此猜忌越长越大，暴力也愈发频繁。妹妹告诉他，2024年6月张鑫回来的那几天，每天晚上都打人。

动手打人之外，张鑫在妻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软件。表哥在西安，只要苗苗也出现在这座城市，张鑫就会紧追其后。

一次苗苗哭着和李欣说，她在西安的女性朋友家过夜，张鑫从江苏坐着飞机就来到了朋友家楼下，在那儿盯了一夜。还有一次，她在西安和女性朋友逛着街，张鑫突然出现，当街夺过她的手机摔在地上。

肖美最后一次见到苗苗时，她的眼睛肿着，像哭过。张鑫就在不到十米的地方盯着。那段时间，张鑫什么也不干，每天跟着苗苗。

长孙增理跟张鑫谈心、说理过多次，“不要胡乱猜测”“别逼太紧”。他认为，张鑫不想从根本上解决二人之间的问题，“想不通，没招。”

张鑫的三姐一口咬定，苗苗和表哥之间肯定“有事”，否则弟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她回忆，从苗苗决定出走开始，张鑫就辞去工作回来了。在三姐看来，弟弟因为找不到苗苗，心里窝火，老是打娃。为了不让他打孩子，她让弟弟住进了自己家。那段时间张鑫总在屋里待着，日夜颠倒。白天睡觉，夜里起来看手机，有时半夜两三点说要去找苗苗。

三姐说自己也劝过弟弟，过不下去就算了。弟弟不耐烦，让她别管。“他脾气不好，有点惯的。”她告诉新京报记者，看见弟弟扔苗苗的那天，她一边喊着“不敢不敢”，一边冲上去打骂了弟弟。那一刻，弟弟表情很吓人，“就跟失去理智的人一样。”

案发那天，将苗苗打晕抱上车后，张鑫没有立刻离开，他去了苗苗的出租屋。在庭上他解释，想知道屋里有没有别人的东西，翻找一阵后，一无所获。

婚姻

所有亲友对长孙苗苗的描述都是性格腼腆、不爱说话。苗苗生于1992年，从小被抱到姥姥家生活。长孙增理说，苗苗这个名字，是希望她能像禾苗一样茁壮成长。

姥姥家住在窑洞里，家里穷，除了两个老人，还有舅舅、舅妈、小姨。在他们的回忆里，苗苗会帮家里干活儿，也没闹过脾气，给啥吃啥。他们给了苗苗很多爱，唯独给不了父母之爱。长孙增理分析，幼年妹妹的乖巧是缺爱的表现，“那么小的孩子是很敏感的。”

“她生活就是缺一颗糖，没有甜过。”长孙娟莉说着眼圈泛红，“因为没有在自己家里完完整整地长大过，她心里一直幻想着，能有个幸福的小家。 ”长孙苗苗（右）和姐姐。2015年，23岁的苗苗从外地回家相亲，相亲对象是比她大两岁的张鑫。张鑫1990年生，上头有三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儿子，在家里很受宠爱。初二辍学后，在村里干电焊。

哥哥长孙增理猜，妹妹一眼就相中了张鑫。妹妹上午与他见面，下午就带着他见了娘家的众多亲戚。长孙娟莉则认为妹妹嫁给张鑫，是顾及娘家的经济状况。那时家里刚盖完新房，没钱了。加上哥哥姐姐也都在外地，苗苗希望能嫁得近一点，陪着父母。

相亲后大概两三个月，两人就领了证，办了婚宴，之后陆续生下了两个男孩。此案案发后，一位旧识在社交软件上联系长孙娟莉，说苗苗在七八年前就告诉过她，婚后过得并不好。

朋友甘永莉也有所察觉，苗苗的朋友圈有时会发一些伤感的句子，“好像是被爱情所伤的那种。”那时，张鑫已经去江苏打工。苗苗从未和甘永莉谈及和丈夫的感情，她们之间聊的更多是孩子。

孩子是苗苗一手带大的，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时，苗苗就带着他们在县城租住。她的日子过得很节省，租下的房子是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大通铺，卫生间是公用的，一个月140元。她舍不得买空调，冬天就在屋里用炭炉子。她也会让身边的宝妈朋友帮她搜集不要的校服，等孩子大了穿。

很多次和李欣视频时，她都在蒸馒头、擀面条、做小笼包，李欣心疼她，说怎么次次做这些，偶尔也应该吃点儿好的。

生活开支和孩子的学费，都仰仗着丈夫。丈夫给她的电子账户上绑了亲情支付，每一笔花销丈夫都能看到。张鑫一个月工资五六千，只给她1000元左右。苗苗觉得不够花，张鑫却认为给多了，数落她大手大脚，还想往回拿。

为了多攒点儿钱，她尽可能地在带孩子之余干零活儿。摘槐花、拔水芹菜到县城去卖，帮别人拔草种树，在水果店干日结，就连长头发也拿去卖过。

孩子是她的一切，牢牢地把她绑在了这段婚姻里。很多年来，苗苗消解暴力和痛苦的方式，就是想想孩子。如果不过了，孩子怎么办？

据多位亲友讲述，张鑫威胁过她，要离婚的话，就把两个孩子，连同丈母娘和侄子一起都杀了。起初，有人劝她离婚时，她就会搬出这些话。

长孙增理觉得，妹妹不是没有机会救自己的命，她是心疼孩子，走了好几次都没跑远。以前苗苗一走，张鑫就会发来孩子哭的视频。渐渐地，妹妹会自我裹挟，先考虑孩子，然后才是自己。孩子还在上学，苗苗赚的钱只能养活自己，带着孩子跑是个不可能的选项。 谈起妹妹，长孙增理痛哭。难逃

2024年6月，苗苗终于下定决心独自出走。“孩子会理解我的。”她对李欣这么说。

那是在张鑫让她“光着身子”出去的第二天，苗苗感到人格上极大的羞辱，撑不下去了。早上，趁张鑫熟睡，她偷跑去姐姐家。

但很快，7月初，张鑫就打听到了她的行踪。

苗苗只能再跑去山东找哥哥，没待几天，她告诉哥哥，张鑫拿孩子的生命安全要挟她，她放心不下，只能回去。

她躲到西安，借住在朋友家。这里离孩子更近，打车两个多小时就能赶到。但几天后，张鑫用定位软件锁定了朋友家的住址，她不得不再次搬家。

2024年8月，因找工作需要身份证、户口本，苗苗回了一趟家。她的行踪暴露，发生了那次最严重的家暴。

第二天，她选择报警，“我要确保我的人身安全。”一份2024年8月20日21:39的录音中，她告诉永平派出所的民警。

民警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调解，在电话里，民警正在张鑫家，让苗苗来一趟。苗苗说害怕、不敢。民警说，“我的工作是弄啥的，（还）不（能）确保你人身安全？你必须出面，要勇敢。”

可苗苗还是不敢独自上路。她告诉民警，前一天傍晚，张鑫强行拉扯她上车，把车门反锁，不让她出去。将近一个半小时后，车开到了70多公里外的麟游县，凌晨两点才回去。那里没有人、没有信号，也没有灯。

“他把我嘴捂起来，要去杀娃。”录音里，她越说越急，“我现在害怕，我恐惧了。”她请求民警能先来与她谈一谈。

民警到了她家，与她见面后，苗苗再次重申希望能保护她，把她带到县城，或者是把自己关进派出所也好。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警方没有权力这么做。

苗苗的民事诉讼代理人认为，因持刀威胁的事发生在前一天，报警当天没有实施具体的危险行为，“最后不了了之。”新京报记者试图联系当事民警，被告知不便接受采访。

求助家人、朋友，甚至警察都失败了，苗苗盘算着最后一条路，离婚。

那时她频繁地告诉身边人，自己可能会被张鑫杀害。她吓得睡不着觉，焦躁不安。李欣感觉苗苗“抑郁了”，发微信时总是打很多字，抱怨个不停，满脑子都是离婚、逃跑。“她哪有什么期望，能活着就不错了。”

2024年9月，苗苗向永寿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在诉状中，她的事由写得很简短——忍受不了家暴。当月在法院的劝说下，苗苗撤诉。

两个月后，苗苗第二次起诉离婚。她提供的证据有三样，一是9月在西安脑康心理康复医院的诊断，上面写着“焦虑性躯体恐惧”。二是两张照片，分别是手臂和腿上的淤青。三是和张鑫的聊天记录，其中“言辞恳切”，“打你是我的错，我的错我改。”“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嘛，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动你一个手指头。”

2024年12月10日离婚案开庭，一位在场人员回忆，苗苗很坚决，说什么也要离。她请求两个孩子中的其中一个由她抚养。之后，法院驳回了离婚的诉讼请求，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两人的婚姻关系没有破裂。

当地一位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除非法院认为家暴非常严重，否则一般会先走调解。假如对方坚持起诉，第一次也不会判离，“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他认为，现阶段法律在家暴认定方面比较严格。苗苗提供的证据还没达到认定有长期家暴情节的程度。假如苗苗能提供完整视频，造成身体伤害的医院诊断证明、多次报警记录、起诉前申请的人身保护令等，证明力度能提升不少。

他提到，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在当事人身上，谁主张，谁举证。县级法官每天处理的案件也多，没有时间和精力调取必要的证据，展开充分的调查。

他建议进行多部门联动，比如妇联前期介入，固定证据，再将情况提交给法院供参考。同时他也提出，救助是后续的操作，最核心的问题是妇女增强意识，在第一次被打时，及时远离，及时和家里人沟通，获得必要支持。

得知判决结果后，苗苗短暂失落过，但她相信半年后再起诉，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当下她能做的就是赚钱，独立起来。

2024年12月中旬，苗苗从西安搬到了咸阳，在机场附近她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日结160-180元，转正后一个月五六千块。

新地址苗苗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据张鑫供述，苗苗的抖音是拿自己的手机号注册的。他去营业厅重新办了一张卡，登上了苗苗的抖音。通过快递地址，摸到了妻子在咸阳的出租屋。 长孙苗苗最后租住的地方。2024年12月22日，案发两天前，苗苗接到了自称是快递员的电话，下楼后发现张鑫带着一帮家人堵在了楼下，她被强行推搡着弄上了车。她给朋友发信息说，是被张鑫“掐着脖子”回去的，浑身都在发抖。

“她逃脱不了魔掌。”肖美对新京报记者说，“人家动不动就能找到她，直接就把她打倒。”她认为在危急时刻，拼的只有力气。唯一的办法是跑得越远越好。

案发当天，苗苗原本打算请假去趟医院，被掐脖子的伤还没好，声音沙哑，喉咙还疼着。也许是察觉到异样，同事曾去她的出租屋探望过，但苗苗说“好着呢”。

沉默

从永寿县出发，经过大片平原，拐入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约半个多小时，张鑫家所在地渠子镇去坊村就到了。

村里有100多户人家，登记的常住人口500多人，大多数时候，去坊村只剩下老年人。这是苗苗婚姻最开始的地方，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她和丈夫、公婆，以及张鑫的几个姐姐在村里生活。

苗苗的表弟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这里，一个女人婚后生了孩子，如果没有去上班，她的命运就被钉在了婆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基本就看你结婚遇到的人好坏了。”

苗苗想过出去上班，但婆家反对。据亲友介绍，她除了带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兼顾给婆家干农活儿。长孙娟莉记得，妹妹大着肚子时，还在帮大姑子带孩子。苗苗曾和朋友抱怨，有四个婆婆，其中三个是张鑫的姐姐。

一审开庭后的第二天，2026年5月27日下午，几位中老年妇女围在村里的路旁聊天，她们谈起了这桩案子。

“夫妻打架打死了。”一位妇女告诉其他人。从短视频平台上，村民们知道了很多细节。但面对记者，她们透出警惕。其中一位说，苗苗是外地的媳妇，见过，但没聊过天，“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另一位村民说，一个村子住着，说多了不好。

张鑫家在村里的主干道上，这天大门紧闭。村民说，他们一家平时住在县城，极少回来。

从张鑫家大约走200米，拐个弯就是村委会。一位女性村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出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些年苗苗从未来村委会求助过，村委会也没有接到过其他妇女的求助。但如果来了，他们能做的只是调解，打人管不着，得报警。

对于苗苗来说，这是一个婆家的熟人社会。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张鑫家有个亲戚在村委会当干部，苗苗大概率也不会去求助。

一位妇女假设，要是苗苗被打了跑到她家来，她也不会帮忙。理由是，张鑫家要是知道了，会来闹事。她保护不了苗苗，也不想和邻居产生矛盾。

转过头来想，她认为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家丑不可外扬，你不能跑出去跟人说。”几位妇女点头赞同，“挨打丢人。”一位妇女补充说。

如果不是发生恶性事件，这样的家庭暴力，并不会引起多少村里人的注意，闲聊的妇女们没人使用“家暴”这个词，她们说得更多的是“夫妻打架”“吵吵闹闹”“吵个架、顶个嘴，也没啥”。

不仅仅是去坊村，苗苗周围的朋友、亲属，起初也一度以为是寻常的“夫妻打架”，没有人意识到它会发展成更严重的刑事案件。

“唠个仗，打个架都无所谓。”苗苗的舅妈说，自己年轻时也和丈夫“打架”，被推一下、掀一下，“床头吵架床尾和”，隔一阵子就没事了。现在孩子大了，俩人都平和了许多。她拿自己的经历告诉苗苗，再忍忍。

周遭世界的守旧和古板，是阻挠苗苗逃出去的重要因素。苗苗的几位密友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她们被家暴，刚开始也会忍受。

她们理解苗苗九年的沉默。“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李欣无奈苦笑，要是告诉父母，非但帮不上忙，还会让他们也跟着丢脸，“咋个办法，只能自己想，娘家人不可能一直为你撑腰。”

李欣记得，苗苗第一次和她说起家暴后嘱咐，一定要保守秘密。

肖美也理解苗苗的孤立无援，嫁出去的女儿是外人了，婆家娶到的媳妇也是外人，“和谁都不是一家人。”

苗苗曾告诉肖美，在决定离婚后她尝试和父亲谈谈。可父亲说，哥哥已经离了，如果苗苗也走了这条路，他们家在村里怎么抬得起头。

苗苗也试着和婆家人探探口风，但公公不允许离婚，并撂下狠话：“生是我家的人，死是我家的鬼。”

这些话似乎应验了。苗苗死后，她被葬在了婆家的墓地。长孙娟莉曾强烈反对，提出要把妹妹葬在娘家，但是，被老一辈人阻止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甘永莉、李欣、肖美为化名）。